唐宪宗李纯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，在位期间励精图治，重用贤良，改革弊政，勤勉政事，成功平叛削藩，重振唐室威望，史称“元和中兴”。为了收复河州湟水一带，唐宪宗一度在宫里广积钱财，表面上禁止无名目的进贡，实际上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那些投机钻营者纷纷投其所好，大肆搜刮钱财，陆续输送宫中；各级官吏竞相仿效，自觉或不自觉向皇帝进献，一时蔚然成风。

时任中书舍人钱徽认为，进献之风盛行，势必败坏风气，甚至动摇国本。为此，他毅然上疏，奏请停止收纳贡品。唐宪宗觉得钱微言之有理，但又不想停止纳贡，毕竟用兵费钱，继续纳贡又怕被钱徽发现。于是，唐宪宗只好密令，以后进献不要大摇大摆走右银台门，只能从宫后侧门不声不响出入，免得被钱学士看见追问，不好交代。

一个是大唐皇帝，一个是中书省中层干部，前者何以顾忌后者而不敢公开纳贡？究其原因，除了自知理亏，主要是对后者有所敬畏。尽管前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却也敬畏后者清廉方正的声威。

自从走上仕途，钱徽一直以清廉自守。当初中进士，他到谷城做县令王郢的幕僚。王郢豪爽好客，挥金如土，常把公款送给客居的士人，因此被革职查办。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此案，发现涉嫌的对象中只有钱徽清白，一文不取，于是举荐他为书记官。

元和（唐宪宗年号）之初，钱徽任太子右庶子。宣武军行营兵马使韩公武想在朝廷拓展人脉，花重金贿赂公卿，也给钱徽送了20万钱。钱徽不假思索，当即辞谢。送礼的人劝说：“你不是执政大臣，没有必要谢绝。”意思就是，不是宰辅级重臣，收受馈赠没关系。钱微正色地说：“取人之物，在于义与不义，不在官之大小。”这是他表明的观点，也是他践行的原则，终其一生，不义之财，分文不取。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钱徽任礼部侍郎，负责科举考试。做过刑部侍郎、京兆尹的杨凭为了让儿子杨浑之录取进士，把许多名贵书画送给宰相段文昌，请他开方便之门。段文昌酷爱书画古玩，得到这些稀世珍宝，就与钱徽打招呼，还写了保举信。翰林学士李绅也出面活动，请托钱徽关照周汉宾。钱微不阿权贵，按原则办事。发榜揭晓，杨浑之、周汉宾都名落孙山。段文昌闻之，非常恼怒，上奏唐穆宗，指控钱微徇私舞弊，取舍不公正。穆宗向李绅等人了解情况，钱微没有给李绅面子，李绅正好借机说他坏话。况且，录取人员当中的确有两个是与钱微要好者的亲眷。于是，钱徽就被穆宗问责，贬为江州刺史。友人劝他为自己辩解，将段文昌、李绅的请托信件曝光以证清白，他只是坦然笑道：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如果心里没有愧，何须辩解与出示证据？”就这样，钱徽叫家人把那些信件付之一炬。

在江州刺史任上，钱徽依然两袖清风， 勤政为民。当时州府有牛田钱100万，前几任刺史却把这笔钱用于宴客与送礼，久之便形成惯例。钱徽觉得不妥，询问同僚：“ 这钱本来是用来备农耕的，岂可挪作他用？”同僚回答：“这钱挪来请客送礼，有利于刺史大人疏通上下关系。”钱徽声言：“如此挪用，是为不义！我不需要这钱疏通关系！”于是钱徽打破惯例，下令用这钱充抵贫民的租税。此举深受江州老百姓欢迎。

钱徽为官清正，疾恶如仇，贪官污吏大多惧怕他，老百姓也很敬重他。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钱徽的言行，很好地诠释了这句名言。

（原载《干部教育报》2019年3月15日）